在历史的天空下静思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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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大历史,对于中国到底出现过几次收藏热,不同专家有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三次,分别为北宋末年、康熙年间、清末民初;还有人认为是五次;收藏家马未都在央视《百家讲坛》中说,中国历史上的收藏热有四次北宋、晚明、康乾盛世、清末民初。无论哪种说法成立,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次收藏热,都可以“管窥”历史。


  




  宋徽宗是有名的大收藏家,这个不用多说,而北宋末年的收藏热,也早有历史定论。遗憾的是,北宋末年在收藏热兴起的同时,也开始了与金的战争。此间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但政治上的软弱和战略上的失误,以及百余年的武备松懈,屡战屡败,最终被金人攻破东京汴梁,创立瘦金体、擅画花鸟、猎尽天下奇珍的宋徽宗赵佶,成为阶下囚。


  当时,宋军主力部队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为1比4,这远远落后于金军,且北宋最精锐的西军,正处在将领青黄不接的状态,一些名将如郭成、苗履、苗授、刘仲武都已逝去,就是健在的种师道、种师中兄弟,都已六旬开外,刘延庆、姚古不是主将,难当大任。年纪轻的姚友仲、姚平仲、刘光国、刘光世、刘锜等三十出头,还没有成长起来。遗憾的是,沉浸于收藏世界的宋徽宗,并没有把用来挖太湖石的银钱和画《写生珍禽图》、编纂《宣和画谱》的时间,投入到精修武备、培养年轻将领中去。




  1126年12月15日,因收藏而废国的宋徽宗,成为金人的阶下囚。现有的史料,没有记载宋徽宗死后他收集的天下奇珍被金人如何处置,今天,当我们想起宋徽宗,想起这个一生浸淫于书画世界的亡国之君,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留在众多传世书画上、独特的“天下一人”签名,他号称“收尽天下青铜古器”,编撰《宣和博古图》,为后世建立青铜器收藏体系。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依然可见他在绝世汝窑水仙盆底刀刻的“奉先”款识。


  2009年5月,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保利2009春季拍卖会上亮相。这是传世宋徽宗书画中少数几幅流传民间的作品之一,原本的主人是比利时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2002年他们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2530万的价格买到了这幅画作。那次的嘉德春拍,被众多收藏界的权威人士认为是“新中国历史上新一次收藏热”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在那场拍卖会之前,很多民众不知道收藏意味着什么,更少有人知道有一个行业叫“文物艺术品拍卖”。那次拍卖,因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改变了很多事情,收藏新闻开始占据媒体版面,公众文物意识迅速增强,而当时的举办方中国嘉德,也因此声名鹊起。而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则因为2009年的《写生珍禽图》拍卖,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中的另一主力,近年来渐有与嘉德分庭抗礼之势。


  




  宋徽宗后,南宋与金继而与蒙古继续战斗,皇帝赵构也延续了其先人爱好书画、爱好收藏的特点,但南宋的大收藏家与北宋没啥好比的,落后很多,而南宋画院中的骨干,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也都是宋徽宗早年培养出来的。在南宋,收藏热已大大降温。元人因文化的差异和本土化未完成,所以不存在所谓收藏热。


  在徐达、常遇春的骑兵大破蒙古骑兵之后,传统的中华文明开始重新统治。朱重八(朱元璋)出身穷苦,没太多嗜好,更不懂收藏的乐趣,把全部精力放在治国上,虽然后世证明,有些事情搞得不大好,但其勤奋和节俭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明朝初年,收藏并不发达,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家。以官窑瓷为例,洪武年间(朱元璋年号)的青花瓷,是明历代官窑青花瓷中质量最低劣的,胎质疏松,釉色灰暗,且器形不够完美,甚至比亡国时的崇祯朝民间青花瓷质量还低劣。参观北京故宫文华殿的历代陶瓷展不难发现,明代洪武年间的瓷器,多已失去光泽,而更早的宋瓷和元青花,却显得更“新”一些。


  到明成祖朱棣年间,收藏文化开始逐渐抬头,书画、文玩等藏品开始流行。在当今收藏市场上,永乐年间的佛像,是明朝历代佛像中最受欢迎的,香港苏富比的永乐佛像拍卖成交价早已破亿。


  万历朝张居正主持的中兴结束后,明政治经济渐露疲态,其表象是军队战斗力大幅衰退。由于没有出现能与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媲美的名将,直接导致明赖以灭掉元、敢与北方游牧部落硬碰硬的骑兵部队攻击力大不如前,对外作战胜率有所下降。但令人惊讶的是,明朝中晚期的收藏文化却得到快速发展。万历年间的官窑瓷器烧制,在明代瓷器发展上承上启下:万历五彩瓷是收藏市场中的龙头品种,深受藏友喜爱。




  喜欢收藏古籍善本的人都知道,明代中晚期的绝版、孤本刻本特别多。一般来说,孤本难得,收藏价值也会比较高,但明代中晚期的刻本却是个例外因为孤本数量太多。由于文化发达,明代中晚期很多经济条件允许的文人,都开私坊刻书,印数极少,仅为收藏之用。


  回顾晚明的收藏热,我们不难发现,晚明竹木牙角类文玩藏品的兴起,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我们今天常见的笔筒,就是在晚明时期出现,并且迅速成为一类重要的藏品。风靡晚明并流行至今的,还有紫砂壶、黄花梨家具、和田玉牌、各类铜炉、墨……基本上,当今拍卖会上天价迭出的各类杂项,都是晚明时期进入文人主流文化生活的。


  




  晚明时期,也是大收藏家辈出的年代,董其昌、项元汴、倪瓒、张修羽、朱之赤。几百年后,这些人依然是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些人对传世文物的判别、他们提倡的收藏体系和理念,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深厚的影响。在传世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明代先贤留下的鉴藏钤印,还有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崇拜。


  现在,财富新贵们对这些前辈藏家也有着同样的崇拜。题有董其昌跋文的书画,往往在拍卖场上成为众多资本雄厚的实力买家追逐的对象。在春秋大拍中,众多竞争者不惜代价拿下一件倪瓒或者董其昌真迹,不但是财富实力的完美体现,更是自身文化深度的彰显至少是对自己热爱文化的情怀的彰显。


  晚明的收藏热,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神往和惊叹,还有诸多谜团。例如,紫砂名家时大彬的作品,就很令人费解。抛开当下市面上数以万计的赝品不谈,传世的时大彬紫砂壶就有数千把之多,而且大小、形制、风格各异,水平高低相差悬殊,令人很难想象这些壶是出自一人之手。还有署名张鸣岐的铜炉,传世也有数千件,一个人是很难做出这么多铜炉的。竹刻大家朱松龄、制玉大家陆子冈、制墨大家方于鲁等人的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收藏热兴盛不衰的年代,明却在与女真族争夺东亚大陆话语权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确定双方战略主动权的第一次大战萨尔浒之战,则正是万历五彩瓷风靡的时候,绚丽的颜色,精湛的工艺,令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赞叹不已。遗憾的是,先进的红衣大炮干不过落后的刀马弓矢,当杜松在萨尔浒中箭身亡、李如柏消极应战、马林的北路军怯战被歼时,不知有多少江南雅士心驰于陆子冈的羊脂玉牌和竹小松雕工精妙的笔筒。


  其后,乾隆皇帝成为不但空前也很有可能绝后的“中国最大收藏家”,清宫囤满历代名画、古瓷、青铜器等珍宝。走进北京故宫,任何一位讲解员都会告诉你,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收藏热的一次高峰。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历史上的收藏热,是由圆明园、故宫等地的皇家珍宝外流引起的清末民初收藏热。相较前几次收藏热来说,这次收藏热热度较低,时间短暂。


  回看当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伴随GDP总量步入世界前列,民众搞收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常态。历史上欧洲也出现过收藏热,是由当时的权贵阶层主导,自上而下普及。现如今,收藏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列为金融、地产之后的第三大私人理财品种,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热”来形容。中国也是这个道理,当文明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全民收藏”将成为一种正常社会形态,已不是一个“热”字就能简单概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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